从2011年起借鉴哈佛大学法学院的经验，与著名律师事务所合作开设了法律谈判课程。

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之所以成立，除了本文第七部分讲的那些的原因外，还有就是县以下的乡村不是处于高度分散的无组织状态，而是处于高度的自组织状态。我在《左与右：五十步与百步之间（二十七）丶（二十八）丶（二十九）三文中，对国家 丶社会 丶人 及所有制问题 作了一个初浅的中国与西方比较研究。

除此之外的各种各样的道路，只能是言说形态的各种设想。在西方，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 城邦） 是同等的人们 为了达到最优良的生活 而结成的联盟，是一种以实现最高的善 为目的最高而包含最广 的社团。在操作层面上，这样的中央集权官僚制，与依职能分层丶各司其责的现代政府制度并不构成严重的冲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历史印章，盖在个人与社会关系上：个人以家庭为中介归属 社会。其二，是西北对东南、游牧对农耕的攻伐融合。

这一矛盾反映到史册上，就是关于公田 与私田 的论争。确实如此，中国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具有一定的理性色彩。一般情况下，被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都会在缓刑期间有良好的表现，争取改判。

不过，由于缺乏透明度，中国每年执行死刑的人数一直是一个谜，且被视为国家机密。中国《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支持废除集资诈骗罪死刑的学者一致认为，此罪虽然参与的人数较多，但被害者群体比较特殊，他们抱有投机心理，本身具有一定的过错，且与其他诈骗类犯罪在性质上是一样的，如集资诈骗罪保留死刑，则刑罚不平衡。当然，这并不是说曾成杰本身没有欺诈或诈骗的主观恶意，而是说客观方面的法律制度决定了他的行为是在犯罪。

但在死刑复核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给受害人造成重大损失，同时严重破坏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危害特别严重，应依法惩处。此后，这一死刑并未被撤销，但学界对撤销此项死刑的呼声很高。

即7月8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的原铁道部长刘志军受贿和滥用职权案，最终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至今，从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到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直到最高人民法院对此事的解释不但漏洞百出互相矛盾，而且在立法与司法层面普遍认可了非暴力犯罪不处以极刑的原则的前提下，曾成杰仍然被执行死刑，不能不令人感到震惊。因为按照中国的法律实践，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在法院都难以自圆其说的情况下，不得不令舆论怀疑这其中必有隐情。

吴英是原浙江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2007年3月16日被逮捕。当时法学界还就集资诈骗罪是否废除死刑进行了争论。吴英案的判决结果令舆论再次期待中国能废除这一死刑，可以更多采用死缓等手段惩戒犯罪者。曾案的发生无疑是当下中国金融管制与垄断的必然产物，一如改革开放之前的所谓投机倒把，一旦管制松绑，即成合法行为。

也最终使得舆论批评中国司法之不公，更难以避免有些舆论质疑直接指向了更高的权力阶层。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25年有期徒刑。

但在当下之中国，司法却不严肃，更加不独立，经常沦为权力的工具。进入专题： 死刑 。

在法治国家，法律与法治的尊严不但在于立法的严谨与合理，也来自于执法的严格与有序，更来自于司法的严肃与公平。在曾成杰案件中，我们要思考的除了法律和执法本身的问题，还有法律与权力、权力与商业之间的关系问题。即便是在保留了死刑的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等，对死刑的适用与执行也大都非常严格和慎重。人们用一个新的词语讽刺这种因犯罪主体身份不同而造成的审判结果迥异的现状——死刑双轨制如果养老保障能够全国平等划一，住房价格能够适度低廉，那子女亦能让老人就近居住、就近探望，这样便可打破因时间、距离制造的看望瓶颈。新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权益保障法》（以下简称老年权益保障法）已于7月1日正式实施。

对法律条款自身设计的异议应仅在开放立法的过程中遵循正当程序予以表达，任何法律条款的设计不当不影响其正式法律效力的发挥。正确的理解方法显然应将其植入个案的具体情境并遵循社会的一般常理来加以确定。

这样的人生践履造就了儿孙满堂、几代同居的家庭形态，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迅速展开，尤其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以强制性减少人口为目标的计划生育的推行，使得典型的中国式大家庭变为此情可待成追忆的梦幻，并造成421式的家庭形态（一对夫妻养四个老人、一个孩子）急剧扩张。国家养老制度的不尽如人意翻转过来消解了人口计划生育制度的正当性，因为国家当初推行计划生育时，为了打消社会大众的顾虑，曾经承诺养老由国家来负担。

经常一词在汉语词典中被解释为持久不变的，而对本条法律规范中经常一词的解释肯定不能使用这样的语义。也正是此种心存感恩的深层精神结构，才能保证上述看望条款承接底气、美丽绽放。

进入 秦前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老年权益保障法 。中国自1999年即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正谓此也，人类当存对天地的敬畏之心，对父母的感恩之念。在正常情况下，本来应该由国家承担起作为主要养老主体的义务，依靠国家财政投入，建立起完备的养老保障体系，兴建优良的养老设施，但是由于社会保障资金存在的大量缺口和国家财政资金的力不从心，因此中国公民的养老社会保障尚不能称为公民的一项完整的积极公民权利。

老年权益保障不仅关涉中国老年人这个庞大的群体，而且触及整个社会敏感的神经，因此该部法律甫一出台就不断有人就其中相关条款的实施表示极大关切。看望条款的立法原意旨在解决空巢老人的精神孤独与落寞问题，对老人物质生活拮据和生理残缺的刻意忽视与粗暴对待，达到一定危害程度的，则由刑法上的遗弃与虐待罪来予以追惩。

老年权益保障法之看望条款的执行，首先可能遭遇的难题是，该条款使用了经常看望这样不确定的时间表达。或者由民事制度的侵权赔偿制度来给予克服矫正。

法律作为一种行为规范指引，一旦正式颁布实施，社会大众应该保持一体遵从。此种对立法的浪漫主义、功利主义的对待，不仅没有提升法律的权威，反而陷入了古人所称的法律滋彰，盗贼多有的困局。

但看望条款按其性质只是一个道德法律化的倡导条款，通常情况下它并不具有可诉性、可裁判性和可司法执行性，因此个案的考量其实是一个虚置的指标。如果教育资源均衡配套，很多孙子女的教育就可以交给祖父母监管，这既缓解了在职夫妻的后顾之忧，又减少了老人的精神孤独。按照联合国的统计规定，65岁以上老年人人口占总人口的7%，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即进入老龄化社会。积谷防饥，养儿防老，是中国农耕社会形态下积累的对付人生不确定事态的重要经验，于是多子多福成为人生的重要规训和理想愿景。

因此任何有关法律完善与否的讨论，其宗旨应为如何促进法律更好地实施，而不能是怀疑或者消解法律的权威。老年权益保障法第5条第2款之规定国家建立和完善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不过是对中国当下某种程度上颇为尴尬的养老现实的准确反映。

《易》曰：天地氤氲，万物化醇。老龄化社会的过早到来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也意味着中国家庭形态的剧变。

根据联合国的预测，1990—2020年世界老龄人口平均增长速度为2.5%，同期中国老龄人口的递增速度为3.3%,世界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95年的6.6%上升至2020年的9.3%,同期中国由6.1%上升至11.5%,无论从增长速度和比重都超过了世界老龄化的程度，到2020年中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将达1.67亿人，约占世界老龄人口6.98亿人的24%，全世界每四个老年人中就有一个中国人。一旦一部法律不能实现其立法设计的初衷时，巨大的心理落差甚至催生出对整个法律的不信任。